死魚所

【2014/5/26 撰文：窺憐】

　　最近臺北捷運發生駭人聽聞的悲劇，震驚全國，令國人惶惶不安；在哀悼遇害者的不幸時，社會上旋即再度掀起一陣支持死刑與廢除死刑的論戰，有些刊登在報章媒體的言論，甚至已經演變成幾近基本教義式的非理性謾罵，使筆者更為哀嘆。

　　事實上，這起案件的司法調查仍在進行中，在法律尚未有定讞以前，吾人不宜未審先判，更不必針對一個「可能會判死刑」的個案掀起廢死與否的批判。

　　然而，若跳脫這起個案，究竟「死刑」是否就等同於「拒絕寬恕」、「非理性的報復主義」呢？

　　筆者曾於2012年男童割喉案時，寫下〈再談死刑的合理性〉，請容筆者把當時論點再度複製貼上一番：

　　先跳脫死刑的問題，我們不如先問這麼問：為什麼行車超速要罰錢？

　　超速罰錢，目的是為了不讓民眾超速；為什麼不讓民眾超速？是為了避免發生交通事故。

　　而既然有超速就得罰錢的法規存在，一旦超速就必須確實執法，否則民眾會認為這條法規是玩假的，法律的威信便不存在，將導致更多人超速，因而讓交通事故的可能性增加。

　　超速罰錢這條法規，絕對不是為了「罰錢」而存在，而是避免「超速」；「罰錢」只是避免「超速」的手段。

　　再講一次：

　　「罰錢」只是避免「超速」的手段。

　　這道理很簡單，對吧？

　　運用相同邏輯，我們再問：為什麼訂死刑？

　　「死刑」的訂立與執行，絕對不是為了「讓犯人死」而存在。

　　如今主張廢除死刑的論者念茲在茲，莫過於「死刑」所包含「殺人者死」的報復心態，而又以這樣的報復心態推導出「死刑是非理性的」，而「非理性行為不該存在於文明國家，因此要廢死」。

　　簡化成邏輯順序如下：

　　前提：死刑將導致讓犯人死，以讓犯人死為目的

　　讓犯人死→因此「殺人者死」是報復主義→而報復主義並不理性→又文明國家應該要理性→得證：文明國家要廢死

　　然而，這個前提本身是錯誤的。

　　如何說它是錯誤的呢？讓我們用同等邏輯套入「超速罰款」，就會變成：

　　前提：超速罰款將導致罰款，以罰款為目的

　　罰款使國庫增加收入→因此罰款讓國家斂財→而國家除了應有的納稅義務外不得再索取國民財產→得證：國家必須廢除超速罰款的罰則

　　但如我們一開始所提的，「罰錢」只是避免「超速」的手段，並不是「目的」。

　　同樣的，死刑的目的，也不是為了讓犯人死。

　　訂立與執行死刑，是為了「嚇阻他人犯下將會判處死刑的罪狀」。

　　所以死刑有必要存在，也必須確實執行。對於不畏死刑的人，或許死刑並無法確實嚇阻犯案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：沒有死刑的話，就什麼人都無法嚇阻。

　　這跟什麼天賦人權、尊重（犯人的）生命之「信仰」一點關係都沒有，也不是以暴制暴的手段。這是理智。

　　再整理一次：

　　「死刑」的訂立與執行，是「嚇阻他人犯下將會判處死刑的罪狀」之手段。

　　就跟超速罰款的道理一模一樣。

　　現在我們再來談寬恕。

　　我們相信寬恕絕對是人類最偉大的美德之一。能夠選擇原諒，而非報復，個人感情的一種超脫。

　　但這始終只是個人感情。

　　一些主張廢除死刑的論者，往往會以「選擇原諒」，要求被害家屬「放下仇恨」，這無疑是對被害家屬的二次傷害。若被害家屬「自己」選擇了原諒，是個人感情的超脫，若他們選擇「仇恨」，那也是他們的選擇。

　　理性社會的基本價值，並非在於崇高的道德精神，而是承認人人都有「自由選擇」的權利，並保障這樣的選擇權不會被剝奪。

　　如今若有人以崇高的道德精神，以廢死為目的，強迫被害家屬「選擇原諒」，就是違背理性社會的根本。更不用說以這種方式自詡為「理性」、批判支持死刑一方為「非理性、報復主義」，才是摧毀理性的迷信。

　　此外，若被害家屬選擇寬恕、原諒，是否意味著可以免除犯罪者的死刑？

　　答案是否定的。

　　因為，犯罪者既然被判處死刑，就代表他的犯行是嚴重危害整體社會的治安，與單一或部分被害家屬的個人感情無關，即使被害家屬選擇原諒，法律是無法選擇原諒。法律是關係到整個國家的「大眾」，是一種「絕對準則」，不能因為單獨個人的寬恕而輕判──自然也不能因為個人的仇恨而重判。

　　因此，被害家屬的寬恕與仇恨，對於死刑的判決及執行與否，沒有任何關係。

之前有一則新聞是某個地方，因為被害家屬的一巴掌，使死刑犯免除執刑。許多人轉發這篇新聞，似乎是站在宣揚人性的光輝，但是，是否曾經想過：如果單就被害家屬的個人評斷就能決定死刑與否，那麼法律、法官、法院的宣判，又算什麼呢？這不是就淪為類似於鄉里之中的「家法」、「私刑」？

　　我們當然肯定人性的光明面，但是，法律是必須設想到人性最黑暗的一面，因此我們必然要質疑：這位曾犯下被判死刑的滔天大罪的人，出獄後有沒有再犯的可能？

　　畢竟很多罪行，並不是犯案者誠心認錯、痛改前非就能既往不咎的。如我們上前所說的，訂立與執行死刑，是為了「嚇阻他人犯下將會判處死刑的罪狀」。「為了嚇阻他人」，那麼就跟該犯案人沒有直接關係了。因此，就算該犯案人願意洗心革面，站在法律層面，如上所言，情感上的寬恕與仇恨，對於死刑的判決及執行無關。

　　講了這麼多法律跟死刑的絕對性與嚴重性、不可動搖且不可逆，現在再回歸到主張廢除死刑者的根本質疑之一：誤判。

　　正如筆者曾在〈再談死刑的合理性〉所言的，如果因「法院可能會誤判」而要求廢死，前提就變成「已假設司法會誤判」，所以「要求廢死」──那麼，就變成根本上在質疑司法判決、藐視司法的威信。以此為前提進行論述的話，不僅是死刑，連最基本的刑罰都無法裁奪；沒有司法威信，何來法治體系？

　　當然，如今我們會質疑誤判，就是因為我國的司法出了一些漏洞，使國人對司法不信任；那麼，問題點在於司法體制的改革，無關死刑的執行或廢除。

　　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國家在司法體制完善、人民安居樂業、遵紀守法，就算法律上存在死刑，也沒有執行的必要，那麼本質上就跟廢死沒有差別了。相信這是無論支持死刑或主張廢死的人，都能同意的理想狀態。

　　那麼，如今我們應該將心力投入推動司法改革中，而非陷入廢死與否的口水戰；但綜合上述所言，筆者認為死刑的制定與執行，絕非「以暴制暴的報復主義」，而是理性公允的必要之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