死魚所

【2013/01/08‧撰文：窺憐】

　　《南方周末》這個名詞對臺灣來說自然是相當陌生，而最近其引發的爭論與風波，對臺灣民眾來說也是霧裡看花；不過，有一個關鍵的詞彙讓我們應該認識《南方周末》及其衍生的訊息，也就是「言論自由」。

　　幾乎沒有人懷疑「言論自由」是「天賦人權」中的其中一項權利──姑且不論這是「人格『天』」或「自然『天』」這類宗教問題，在原始社會，任何人想要講什麼樣的話，基本上是不受限制的。然而隨著人類社會日益複雜，我們所能講的話就受到了「限制」；有「限制」，顯然就是有個「使限制者」，而這個角色很可能是來自於宗教、政府，甚至是家庭中的長輩──總的來說，不外乎兩個字：「威權」。

　　於是，任何冒犯「威權」的言論，都受到了限制，甚至是「制裁」；在古代，一個字惹了皇上不高興，下場可能就是滿門抄斬、株連九族──史稱「文字獄」。辛亥革命之後，箝制中華民族數千年的君主專制灰飛煙滅，然而「言論自由」仍舊未能迎來曙光；縱使早年有《申報》、《京報》等出版社無畏強權，諸多記者、編輯奉獻出鮮血，然而直到今天，在中國大陸這片土地上，「言論自由」似乎仍是空談。

　　那麼，在「自由民主」的臺灣呢？

　　我們應該不會忘記，也不能忘記，去年年底掀起反對媒體壟斷的風波，以及跨年夜在自由廣場上為言論自由守夜的莘莘學子。

　　為什麼從解除戒嚴的二十五年後，我們又得重新站上爭取言論自由的火線？為什麼從推翻帝王，公民直選總統至今十六年，人民又回到了「被限制」言論的角色？

　　因為，「威權」仍未消失。

　　這個威權並非皇帝，也（應該）不是我們選舉出的政府，而是坐鎮北京的「人民集體民主」中共當局，以及財閥。

　　在沒有明確的證據以前，或許我們不該斷定這兩者之間有所聯繫；不過，縱使兩者沒有合作關係，他們對於言論自由的扼殺程度是一樣的。

　　在商場上，掌握先機者便掌握了商機，資訊取得的重要性無庸置疑；然而，反過來說，企業主也可以藉由控制資訊的流動，將情勢包裝成對自己有利的局面，以蒙蔽投資人或消費者。這也就是為例我們不能讓財閥壟斷媒體的最根本理由──掩蔽真相。

　　至於中共當局箝制言論自由的理由，我們大概不必贅言了：大抵一個人如果行得端坐得正，便不必畏懼其他人的流言蜚語；一個政府如果對得起人民，自然也不該害怕人民的指責攻訐。

　　《南方周末》內部的爭權奪利及撰文品質問題，我們姑且不論；我們只需要認識，其是中國大陸最敢講「真話」的新聞雜誌之一。而整起事件，我們也能夠約化成：中共當局再一次伸手干預了新聞雜誌的刊載及營運。

　　然而，不同於過往，這一次縱使《南方》內部屈服了（新年獻詞仍遭「修正」），《南方》的廣大讀者卻不買單，這是因為長期接受自由思想的人民一旦察覺到真相被遮掩，不再視若無睹、噤若寒蟬，而是大聲疾呼、要求真相。

　　然而，真相會是什麼？其實不會有人知道。

　　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臺灣人民一旦察覺媒體有被壟斷的可能時，便開始反抗：因為我們知道：等到哪一天報章文字被「修正」再來抗議，便為時已晚了；縱使我們會知道真相遭到了「修正」，但真正的真相，恐怕已無法水落石出。

　　我們臺灣是經歷過被「修正」的年代。而我們不該忘記，《自由時代》主編鄭南榕自焚的那一把火，雖然燒掉了主編寶貴的性命，卻也正式點燃了臺灣言論自由的曙光。然而這一把火，很有可能因為財閥的私利而被撲滅──這是我們所擔憂的，也是為什麼在網路資訊發達的時代，我們仍必須堅守新聞媒體不被控制；言論自由不只是一種實踐，更是一種理念──網路資訊是實踐，而堅守媒體是理念，只有兼顧兩者，言論自由才能扎根落實。

　　臺灣媒體會不會成為下一個《南方周末》？我們不知道，但絕對不允許；《南方周末》是否能夠成為中國大陸的《自由時代》，點燃言論自由的聖火？縱使這勢必會是一條艱辛且可能會是悲壯的道路，但我們屏息以待。